他们可能不喜欢纠缠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区别，可以不关心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这样的分类方式，不关心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辨析，他们关心的是规则。

而作为其立论根据的血缘亲情同样不能提供一条普遍的法则。因此，孔教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价值选择，立孔教为国教是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信教自由的条款则是为了避免宗教迫害与宗教纷争，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而这种人格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抽象掉了每个个体身上的特殊之处。因此，这两者在其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引孔入宪事件只不过是辛亥之后一系列失败的立宪试验中的一个闹剧，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少有提及。不管是将儒教作为国教，还是将儒家伦理作为当前法政体制的基础，只要实现了一项就能使得风俗淳化，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当时科学思想日渐强势，就连旧宗教都被打成了迷信，遑论康陈短期之内炮制出来和谶纬学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宗教。

[39]与此同时，宪法或者宪政，无论就其法律身份、还是其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现代身份而言，它都是被理性地构建起来的，理性最低限度的要求在于不能规定自相矛盾之物。只有现代宪法才具有规范性的特征，而立宪运动之前的被我们当作广义宪法的那些文本则没有这些特征。法理学讨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

段万金律师回应：收容教育办法废止了之后有没有替代的这个问题，需要不需要一个新的立法？如果把收容教育制度废止之后，那卖淫嫖娼一次可以拘留、罚款，那么N次呢？按照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体系框架，单纯的卖淫嫖娼，就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不管卖淫嫖娼几次，每一次就拘留15天。毒瘾广义上也是精神病的范畴。如果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看他们，酒驾入刑或者强制隔离戒毒不经过司法程序，肯定会引起学者批评的。那么卖淫这件事情，用法律动用公权力的方式不好，因为它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应该着眼于改变社会背景，给他们出路，给他们条件。

我觉得这才能真正形成社区。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尤其是在农村的初中教育中，进行非常强的有针对性的性教育。

至于成瘾者在觅药中一些轻微犯罪行为，应该谴责，但一方面看到这些轻罪是他们毒瘾的后果，另一方面媒体将他们妖魔化，夸大犯罪的严重性。这种措施对我们社会的治安、社会的和谐反而还有促进作用。现在应当通过修法即法律改革的办法，用一个替换性的制度将现行制度替换掉。再次，围绕毒驾，与会者进行了讨论。

但是美沙酮门诊是公安、药监、医疗的联合主办单位，只要进来之后个人信息就会被共享，就会被纳入管控系统之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行为？如果真是一个教育性的行为，就像义务教育一样，那么它与现有的法律并不冲突。据澳洲艾滋病研究数据，完全自由化和完全压制化艾滋病感染率最低，实行中间管制的感染率最高。其次，是关于收容教育的法律基础问题。

致谢：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治学、李晓曦、郭志分别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出4万余字初稿，褚宸舸在此录音整理稿基础上进行筛选、简炼、修改，最后予以定稿。如果这样定性的话，那么它的存在是有违法性的。

第二，他把卖淫与雇佣劳动相提并论。性工作者背后的保护伞我感觉不仅仅是为她提供一个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她提供一个保护，比如说在有保护伞的情况下，嫖客进行钱色交易，但是不能虐待卖淫者，如果打她，背后的保护伞就会出来出头。

总之，关于违法行为矫治，目前缺乏一个统一的立场、措施和政策。最后，我无意得罪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我依然从道义上和道德上来讲，站在一个道德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在两性中，女性就是需要资源，女性在生理上、在体力上处于弱势地位，资源上的需求性导致她们处在社会的这样一种位置。其次，冯卫国教授谈及强制隔离戒毒的问题： 刚才贾律师谈《禁毒法》出来以后，就是名字换了换，但是换汤不换药，原来叫劳教戒毒，现在叫强制隔离戒毒，还是那一帮人，还是一样的做法一样的模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充其量就是一个劳教戒毒的2.0版。国外社区矫正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国家，众所周知，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范办事的国家，潜规则盛行。

（2）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她们摆脱法律的束缚和警察的追查。色情业真正问题所在不是交易参与主体（即卖淫者和嫖娼者之间）的问题，而是有组织犯罪问题。

政府如果把这个事情全部交给居委会或村委会，按照我国现有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展状况，居委会和村委会哪里有能力、精力、资金来承担这个工作？应设计一种考核机制，让基层政府能把这个事情做实。刚才段律师也谈到一个观点，由于时间所限没有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说很清，哪些应该是道德领域的？哪些应该是法律领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以往的公开讨论时都没有说清楚。

（3）要考虑她们本身的利益，使她们不致贫困。但是，后来导致被关的人遭受比犯人更糟糕的待遇。

首先，它跟宪法自由权的保障是相冲突的，以简单的行政程序，剥夺公民法定的人身自由。因此，91年《决定》与《行政处罚法》发生了冲突，如果发生冲突的话那就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该执行的是《行政处罚法》，而不是91年《决定》。现在美沙酮门诊确实对病人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最近有两个被收容教育的孩子找我做诉讼代理人。

研讨会最后提出来的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这是个永恒的法理学问题。这也是我所主持的国家课题研究中追求的特色。

如果毒品对人的身体伤害不那么大，社会容忍度比较高，普通人不可能自愿地去戒毒。他一成瘾之后他控制不住的。

比如说，劳动教养为什么争议这么大？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维稳措施，主要是针对一些老上访户，例如唐慧案。所以这个报告可称为观察报告。

褚宸舸副教授回应：王麟老师刚才提出91年《决定》也具有法律效力，但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就是法律呢？虽然通过的主体都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但法律毕竟要有法定通过程序和规范样式，对《决定》而言，这种形式要件并不具备，能否将其定义为法律？ 另外，我不太同意段律师讲的，卖淫嫖娼一次处罚，再一次还是同样处罚就可以。大家对这个动态管控系统诟病颇多。那就成了警察国家，纳税人承受不了这种管理方式。另一个就是从艾滋病、性病的传播角度。

社区戒毒若不给人员、经费，如果不给用药，要戒毒是一句空话。吸烟和酒精造成的死亡可能远远超过吸毒，我们没有宣布吸烟或者喝酒为非法，那么以什么理由规定吸食毒品尤其是因为成瘾而被捕是非法呢？什么情况下有伦理学的理由来干预一个人的行动呢？按照密尔的意见，防止伤害他人可以成为干预他行动的理由。

时间长了他家里要求也高了，一开始要求他不吸毒就行，后面就要求他是不是该就业、找媳妇儿啦，这确实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黄海波被收容教育的时候，媒体报道，微博上的评论，甚至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日报》，都出现了对收容教育制度合法化的质疑，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最近我在网站上看到，对黄海波这个事情，网上评价几乎是一边倒，99%的人都认为他不应该被收容。应该把戒毒的治疗全归到精神卫生领域，2013年1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首先要有自愿住院的前提。